葛洪
〔魏晋〕葛洪临床应用
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里面,记述了一种叫“尸注”的病,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,并且千变万化。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,只觉得怕冷发烧,浑身疲乏,精神恍惚,身体一天天消瘦,时间长了还会丧命。葛洪描述的这种病,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。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。肺结核、骨关节结核、脑膜结核、肠和腹膜结核等等,都是结核菌引起的。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。
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。犬就是疯狗。人被疯狗咬了,非常痛苦,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,只要听见一点声音,就会抽搐痉挛,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,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“恐水病”。在古时候,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。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。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《黄帝内经》里就说,治病要用“毒”药,没有“毒”性治不了病。葛洪想,疯狗咬人,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,从伤口侵入人体,使人中了毒。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?他把疯狗捕来杀死,取出脑子,敷在犬病人的伤口上。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,有人虽然发了病,也比较轻些。(发病轻应该是古人知识不足造成的误解,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%,不管轻重都无差异)
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,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。大家知道,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,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,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。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。“免疫”就是免于得传染病。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,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,所以不一定就发病,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,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。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,使人免于发病。注射预防针,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 (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,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)。葛洪对狂犬病能采取预防措施,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。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。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,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,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,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。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,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。
在世界医学历史上,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,一种是天花,一种叫恙虫病。葛洪在 《肘后备急方》里写道: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,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,起初是些小红点,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,很容易碰破。如果不好好治疗,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,人还要发高烧,十个有九个治不好,就算侥幸治好了,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。小瘢初起发黑,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。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,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。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,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,比雷撒斯要早500多年。
葛洪把恙虫病叫做“沙虱毒”。现已弄清楚,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,叫“立克次氏体”。有一种小虫叫沙虱,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,使人得病发热。沙虱生长在南方,据调查,我国只有广东、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,其他地方极为罕见。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,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。原来他酷爱炼丹,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。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。沙虱比小米粒还小,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。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,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。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,要早1500多年。
葛洪人物评价
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,内擅丹道,外习医术,研精道儒,学贯百家,思想渊深,著作弘富。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,而且学兼内外,于治术、医学、音乐、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。《抱朴子》为其主要著作,他对文章及美学的论述就散布其中,虽然比较零散,但其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。
葛洪后世影响
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炼丹和医学,既是一位儒道合一的宗教理论家,又是一位从事炼丹和医疗活动的医学家。葛洪敢于「疑古」,反对「贵远贱今」,强调创新,认为「古书虽多,未必尽善」,并在实际的行医、炼丹活动中,坚持贯彻重视实验的思想,这对于他在医学上的贡献是十分重要的。葛洪阅读大量医书,并注重分析与研究,在行医实践中,总结治疗心得并搜集民间医疗经验,以此为基础,完成了百卷著作《玉函方》。由于卷帙浩繁,难于携带检索,便将其中有关临床常见疾病、急病及其治疗等摘要简编而成《肘后救卒方》3卷,使医者便于携带,以应临床急救检索之需,故此书堪称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。
他对以前的神仙思想进行了总结,证明神仙长生的实存性,在道教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他发现了汞的氧化还原反应。他是第一个将狂犬的脑子敷在狂犬病人伤口上来医治狂犬病的人。
宁波灵峰寺有一座葛仙殿,葛仙殿供奉的是葛洪的塑像。东晋咸和二年(327年),葛洪来到这里炼丹。在他隐居灵峰山的时候,瘟疫流行,葛洪广采草药,制药布施,使众多百姓起死回生。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到初十是灵峰寺香火最旺的日子,因为传说中初十是葛仙翁的生日,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纪念这位悬壶济世的仙人。
葛洪生平
葛洪出身江南士族。13岁时丧父,家境渐贫。他以砍柴所得,换回纸笔,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,常至深夜。乡人因而称其为抱朴之士,他遂以“抱朴子”为号。他性格内向,不善交游,只闭门读书,涉猎甚广。其祖在三国吴时,历任御史中丞、吏部尚书等要职,封寿县侯。其父悌,继续仕吴。吴亡以后, 初以故官仕晋,最后迁邵陵太守,卒于官。葛洪为悌之第三子,颇受其父之娇宠,年十三,其父去世,从此家道中落,乃“饥寒困瘁,躬执耕穑,承星履草,密勿畴袭。…… 伐薪卖之,以给纸笔,就营田园处,以柴火写书。……常乏纸,每所写,反复有字,人尠能读也。”葛洪伯祖父葛玄曾师从炼丹家左慈学道,号葛仙公,以炼丹秘术传于弟子郑隐。葛洪约16岁时拜郑为师,因潜心向学,深得郑隐器重。郑隐的神仙、遁世思想对葛洪一生影响很大,自此有意归隐山林炼丹修道、著书立说。
十六岁开始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等儒家经典,尤喜“神仙导养之法”。自称:少好方术,负步请问,不惮险远。每以异闻,则以为喜。虽见毁笑,不以为戚。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,颇受器重。谓“弟子五十余人,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《三皇内文》、《枕中五行记》,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”。
西晋太安元年 (302年),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,江南将鼎沸,乃负笈持仙药之朴,携入室弟子,东投霍山,唯葛洪仍留丹阳。晋永兴元年(304)葛洪加入吴兴太守顾秘的军队,任将兵都尉,与石冰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有功,被封为“伏波将军”。次年石冰事件平息,葛洪不愿争功邀赏,辞官往洛阳搜寻炼丹制药之书。又因陈敏盘据江东作乱,归途断绝,遂流落在徐、豫、荆、襄、江、广诸州之间。太安二年,张昌、石冰于扬州起义,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,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,迁伏波将军。事平之后,洪即“投戈释甲,径诣洛阳,欲广寻异书,不论战功。”但因“正遇上国大乱(指“八王之乱”—引者注),北道不通,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,归涂隔塞”。在此去留两难之际,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,表请他为参军,并担任先遣。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,遂欣然前往。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,于是滞留广州多年。深感“荣位势利,臂如寄客,既非常物,又其去不可得留也。隆隆者绝,赫赫者灭,有若春华,须臾凋落。得之不喜,失之安悲?悔吝百端,忧惧兢战,不可胜言,不足为矣”。乃绝弃世务,锐意于松乔之道,服食养性, 修习玄静。遂师事鲍靓,继修道术,深得鲍靓器重 ,以女儿鲍姑许配。建兴二年(314),返回家乡,隐居深山继续从事《抱朴子》的创作。
建兴四年(316年),还归桑梓。东晋开国,念其旧功,赐爵关内侯,食句容二百邑。咸和(326年~334年)初,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,转司徒掾,迁咨议参军。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,领大著作,洪皆固辞不就。太宁三年(325),友人干宝力荐他任散骑常侍领国史,坚持不去上任。后因生活所迫,再出任咨议参军等职。及闻交趾产丹砂,求为句漏令,遂率子侄同行。
咸和二年(327),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,自行请求出任勾漏(今广西北流县)令。经皇帝允准后,遂南行赴任,途经广州,会晤刺史邓岳。邓告诉葛:其辖地的罗浮山有神仙洞府之称,相传秦代安期生在此山服食九节菖蒲,羽化升天。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此炼丹,葛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,从此隐居于罗浮山。其间,邓岳拟任葛洪为东莞太守,葛辞不就。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,修行炼丹,著书讲学。因从学者日众,又增建东西北三庵(东庵九天观、西庵黄龙观、北庵酥醪观)。南行至广州,为刺史邓岳所留,乃止于罗浮山炼丹。在山积年,优游闲养,著作不辍。卒于东晋兴宁元年(363年),享年81岁。
相传葛洪夫妇还曾在南海西樵山和广州越岗院(即今三元宫)研究炼丹术和医学,并常行医于百姓之间。葛洪一生著述颇丰,《抱朴子》是其代表作。该书分内、外两篇。内篇20卷,论述神仙方药、养生延年、禳邪却祸之事,总结晋代前的神仙方术,包含守一、行气、导引等,为医药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;外篇50卷,论述人间得失,世事臧否,阐明其社会政治观点。全书将神仙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名教相联系,开融合儒、道两家哲学思想体系之先河。《抱朴子》的问世,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葛洪学术内容
道教
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,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,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,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,包括守一、行气、导引和房中术等;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,强调“欲求仙者,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。若德行不修,而但务方术,皆不得长生也”。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,要求信徒严格遵守。他说:“览诸道戒,无不云欲求长生者,必欲积善立功,慈心于物,恕己及人,仁逮昆虫,乐人之吉,愍人之苦,赒人之急,救人之穷,手不伤生,口不劝祸,见人之得如己之得,见人之失如己之失,不自贵,不自誉,不嫉妬胜己,不佞谄阴贼,如此乃为有德,受福于天,所作必成,求仙可冀也。”主张神仙养生为内,儒术应世为外。
他在《抱朴子外篇》中,专论人间得失,世事臧否。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,提倡严刑峻法。匡时佐世,对儒、墨、名、法诸家兼收并蓄,尊君为天。不满于魏、晋清谈,主张文章、德行并重,立言当有助于教化。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,长期从事炼丹实验,在其炼丹实践中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。
他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的《金丹》和《黄白》篇中,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,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,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,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,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,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,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。
金城山有99座山峰、36处泉水、48个山洞。金城山又名金粟山、金山、金峰、金子岭,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,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,倘若紧贴石壁,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。金库童谣:石马(石马寨)对石鼓(打鼓寨),黄金亿万五。谁能识得破,能买重庆府。进山门100余米处是“小西天”;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。山上有“神仙洞”,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,著有《抱扑子》等经书,每逢阳光灿烂之风,便将经书一一摊开,放在洞顶巨石上晒,以求得到真经,故名“晒经石”。
医药学
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,主张道士兼修医术。“古之初为道者,莫不兼修医术,以救近祸焉”,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,一旦“病痛及己”,便“无以攻疗”,不仅不能长生成仙,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。
他的医学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,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(带在身边)的应急书,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。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,这都是他在行医、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,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,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,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、药物难找、价钱昂贵的弊病。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,用浅显易懂的语言,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,只要弄清灸的分寸,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。
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。他所指的急病,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,古时候人们管它叫“天刑”,认为是天降的灾祸,是鬼神作怪。葛洪在书中说: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,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。我们都知道,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(包括原虫、细菌、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)引起的。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,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,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。葛洪能够排除迷信,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,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据载,葛洪还撰有《肘后救卒方》和《玉函方》。“余所撰百卷,名曰《玉函方》,皆分别病名,以类相续,不相杂错,其《救卒》三卷,皆单行径易,约而易验,篱陌之间,顾眄皆药,众急之病,无不毕备,家有此方,可不用医。”葛洪在《抱朴子内篇·仙药》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、生长习性、主要产地、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,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,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化学
他是早期的化学家。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?在封建社会里,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,妄想长生不老。有些人就想炼制出“仙丹”来,满足他们的奢欲,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。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,用火来烧炼。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,产生出新的物质来。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,当然是炼不出来的。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,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,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。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,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。
当时,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(氧化铅)、三仙丹(氧化汞)等,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。
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,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,他指出,对丹砂(硫化汞)加热,可以炼出水银,而水银和硫磺化合,又能变成丹砂。他还指出,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,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。在葛洪的著作中,还记载了雌黄 (三硫化二砷)和雄黄(五硫化二砷)加热后升华,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。
此外,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,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。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,铜青(碳酸铜)治疗皮肤病,雄黄、艾叶可以消毒,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。这些记载,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。雄黄中所含的砷,有较强的杀菌作用。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,毒虫很怕它,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。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,所以能治皮肤病。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,所以用来做防腐剂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(聂文涛语)。作为一个道士,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,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葛洪轶事典故
葛洪,丹阳人,家中贫穷请不起仆人,家里的篱笆坏得不像样也不修理,常常需要拨开杂乱的草木出门,又推开杂草进屋。家中数次失火,收藏的典籍都被焚毁了,他就背起书篓步行,到别人家抄书,他卖木柴买纸,借火光读书。